记忆中,三五千元一桌的美味大餐也享受过那么几顿,曾经是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宾的茅台酒也开怀过那么几回,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、脚踏一双名牌旅游鞋、扛着一蛇皮袋人民币买悍马的中国土豪装绅士、附庸风雅喝的洋酒也抿过几口,《不差钱》中,本山大叔点的、小沈阳说没有的也可以有的什么龙虾、鲍鱼、鱼翅也大嚼大咽过几次,都没有留下什么味觉印象。但一想起忻师的包子或同学一起闲聊时提到忻师的包子,味觉神经就会顿时兴奋起来,嘴里的唾液腺分泌就异常的旺盛,口水就会立马充满口腔。原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也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,还是很浪漫的事、很性感的词。
忻师的包子个大、皮薄、馅多、味灵,吃起来美味爽口,吃过后回味无穷。包子每周吃一次,定在星期二的中午,两年不变。我是一九七八年秋天进入忻师的,那时改革开放正酝酿时期,小平同志在南海边还没有画圆圈,人们处于半饥饿状态,吃的问题还在困扰着绝大部分中国人,吃顿饱饭成为国人的最大梦想。不过对学生政府还是格外开恩,每月供应成品粮33斤,比国家干部多(干部每月29斤)。每天一斤一两,早餐三两,一个窝头或馒头,加稀饭,中午五两,面条、馒头、包子、大米等,加一小勺菜,晚饭三两,一般是窝头或馒头,加稀饭。对于我们这些胃口特好、能量特需、正长骨头的二十来岁的后生来说,显然缺口不小。那种与生俱来的、属于生物本能的对饭菜的憧憬和渴望,便时常萦绕在我们心头。垂涎三尺虽有些夸张,但心中的“涎”三丈也不止。尤其是对星期二中午那顿个大皮薄馅多味美的包子,更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味觉冲击和强烈的神经干扰,成为我们一星期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出太阳一样的祈盼。
那时14个人一个寝室,一个寝室就是一个伙食小组。一个小组每天派两个人负责打饭。每到星期二第四节快下课的时候,我们就通过各种方式暗示提醒打饭的同学,做好冲刺打饭的准备。下课铃声一响,这两个同学就像离弦的箭,脱缰的马,溃堤的水,跃出座位,蹦出教室,飞到寝室,取上饭盆饭桶,冲刺到饭厅,紧贴着前一位排好队,见证着没有奇迹时刻的到来。饭打回来了:一盆子包子,半桶蛋汤,气温低的时候,还冒着热气。包子每人两个,自己拿;蛋汤由这两个同学分。那包子拿到手里软绵绵的、沉甸甸的、颤巍巍的、热乎乎的、香喷喷的,就像捧着一尊玲珑剔透的玉佛,就像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白白胖胖的婴儿。吃在嘴里,满口生香,渗在牙缝,余味悠长,谈论起来,话语中也弥散着香味.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也没有吃不完的包子。毕业了,离开了熟悉的校园,也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,当然也再吃不到忻师的包子了。后来,家里蒸下包子,觉得没有那时的好吃,我就把忻师包子的特点告诉了老婆,让她照着做,可仍然没有忻师包子的味道好。